行政院近期將提出解決低薪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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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調漲基本工資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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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調高「時薪」列為今年第3季基本工資調整重點。 報系資料照 分享 facebook 蔡英文總統將解決低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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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2018年政府施政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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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也積極研議具體對策。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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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營事業及承攬政府公共工程採購者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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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臨時工及派遣勞工調高薪資。政府很想解決低薪問題，也努力在找方法，但經過長時間檢討，可以拿出來的處方，似乎只有調漲基本工資這帖特效藥，其他措施及中長期做法好像僅是陪襯，主事者也沒有認真看待。政府態度何以如此？追根究柢，是因為基本工資調整操之在政府，而且有具體數字，在今年這樣重要的選舉年，開這張支票既容易看得見，也可以討好勞工階層，對選情有加分效果。 例如，今年初蔡總統與媒體餐敘時表示，勞工最低薪資3萬元，是她心裡的夢想。隨後，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接受廣播專訪時即表示，如果基本工資每年調升6%到8%，在四至六年內就可提高到3萬元，達到總統的夢想。雖然小英稍後回應，基本工資調幅跟經濟現實還是要有一定程度連結，相關談話「只是一種數學的算法」，但行政部門的盤算，始終沒有脫離調高基本工資的方向，媒體報導也再次說明政府打這張牌的強烈意向。但為避免對企業衝擊太大，擬從調高和臨時工及派遣工相關度高的時薪著手，希望舒緩基層勞工低薪問題。然而，調升基本工資既操之在政府，何以歷任政府未善用這項工具來解決低薪問題？是因為過去政府向資方傾斜，而蔡政府才重視勞工的聲音？還是調升基本工資並不等同於解決低薪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來分析及解答這些問題，希望也有助於蔡政府重新思考解決低薪問題的正確處方。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低薪是台灣的普遍現象，和保障勞工最低生活水準的基本工資不必然相關。根據主計總處去年11月統計，國內受僱者平均月薪37，703元，約為基本工資的1.8倍；如果包括非經常性薪資則為49，989元，約為基本工資的2.4倍。所以，大多數勞工薪資都超過基本工資，但和其他國家比較，台灣薪資水準明顯偏低，和同為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南韓差了一大截，去年甚至被北京超越；如果薪資停滯的惡性循環不打破，很快就會被許多開發中經濟體趕過。其次，台灣低薪問題約從2000年開始惡化，當年台灣平均薪資水準還高於南韓，和新加坡、香港差距也不算太大；但18年後的今天，台灣平均薪資約僅南韓的一半，和新加坡比更是望塵莫及。十幾年的巨變，可說肇因於結構性因素，是過度依賴代工出口成長模式造成的後果。第三，因為經濟長期貧血式成長，且代工模式側重於降低生產成本，因而企業聘用廉價外勞、臨時工及派遣工的數量大幅增加，進而使低薪問題加速惡化。第四，民間投資長期低迷，企業擁有龐大現金，也不願加碼投資台灣。投資不足成為提振國內就業和薪資的最大阻礙，但政府卻無力扭轉形勢。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歷任政府即使同為綠營的扁政府時期，對調升基本工資都極為謹慎，深怕傷害了眾多企業及經濟成長，反而影響企業加薪意願及就業機會。蔡政府師法中國大陸、南韓等做法，要從提升基本工資來改變低薪結構，其立意固佳，但如何避免各種可能的後遺症，似乎缺乏評估及精確計算。我們要提醒行政團隊，解決低薪問題沒有捷徑可走，政府必須從改變經濟成長模式、產業發展及勞動市場結構等作通盤考量，採取綜合性對策及精準有效的長短期措施。調高時薪或一般基本工資，只是輔助性做法，不能、也不應當成解決低薪問題的特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