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英國公投脫歐是英國國內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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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是煤礦坑裡的金絲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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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浪潮對廣泛浪潮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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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全球化、自由貿易、業務外包、勞動力流動、市場導向政策、國際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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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科技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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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先進經濟體是如此。上述浪潮都導致先進經濟體的低技能勞工薪資下滑、就業機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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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增加新興經濟體的低技能勞工薪資與工作。先進經濟體的消費者受惠於貿易財的價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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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低技能、甚至身懷中等技能的勞工所得卻減少。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呈現出明顯的斷層線：富人與窮人、貿易及全球化的贏家與輸家、技能純熟與低技能的勞工、受過良好教育與教育程度低落者、年輕人與銀髮族、城市與鄉村、成員多元與單一的社區。美國與歐洲大陸等其他先進經濟體，也都出現類似斷層線。英國和美國因經濟體系與勞動市場較具彈性，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衡量的經濟與就業復甦，比歐陸還強，然而，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儼然成為憤怒勞工的救星；這些勞工受到貿易、移民和科技變遷的威脅。在英國，脫歐公投很大程度受人民憂心影響；民眾擔心來自低薪歐盟國家的移民，會搶走當地人的工作，並占用公共服務資源。全球化正面臨雙重政治壓力。首先，過去幾十年來力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既有政黨（ 無論左派或右派），都遭遇民粹／民族主義反體制政黨的挑戰。其次，隨著反全球化倡導者嶄露頭角，挑戰主流的政治信仰，削弱既有政黨的勢力。儘管全球化輸家的人數、組織和動員能力不斷增加，全球化本身未必就注定毀滅。首先，全球化仍為先進和新興市場帶來好處，這也是為何這些輸家在多數先進經濟體中仍是少數，受益於全球化者則占多數，只是這群人有時傾向保持沉默。事實上，就連這些「輸家」也受惠於全球化和技術創新帶來的平價產品和服務。反全球化浪潮確實存在，但各國政府可通過政策抑制並控管這股浪潮，補償勞工蒙受的損害與成本。唯有透過制定這種政策，全球化的輸家最終才能認為自己可望加入贏家行列。（作者Nouriel Roubini是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