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筆記/阮國非死後一年 台灣改變了什麼?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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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警界查緝逃逸移工頻頻使用警械造成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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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移工客死異鄉。記者陳熙文/攝影 分享 facebook 新聞跑久了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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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超市架上陳列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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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案子都有它的正義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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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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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時間內便盼得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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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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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10年、20年,沒有期限。也有的案子永遠等不到真相,連遲來的正義都嫌奢侈。就像1987年發生在小金門的「東崗事件」,越南難民所搭乘的漁船向我國申請政治庇護被拒、遭驅逐至外海後,因機件故障又漂回東崗西南灣,慘遭海防軍隊誤認敵軍射殺,船上手無寸鐵的難民無一倖免,至今台灣政府沒有賠償,也未曾給予正式的道歉-30年過去了,它的正義早已過期。 相較而言,去年發生的阮國非案實屬幸運,終究盼得一個結局。2017年8月31日,27歲的越南移工阮國非被舉報偷車,因拒捕、攻擊警察等理由被盤查員警陳崇文開9槍射擊,最後傷重不治。相隔近一年,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8月22日第四度來台,終於法庭上與警方達成和解。據了解,警方給予的和解金額共計260萬元,與「警械使用條例」中所訂警方使用警械致人死亡的補償標準,應一次性給予250萬元的慰撫金幾乎相同,等於間接承認逾越警械使用比例原則,也讓阮國非案有個結果。然而,縱使成果得來不易,你如何忍心形容一名父親失去兒子,一名妹妹失去哥哥,一個家庭的支離破碎是「幸運」?「你對和解滿意嗎?」我問即將離台的阮國同。「兒子已經死了,沒有任何東西能代替我兒子的生命,」他說。金錢上的賠償只是象徵,代表他的兒子不該被如此殘忍的對待,沒有無辜的人應該被警察用9槍擊斃。阮國同直言,對槍殺兒子的員警,他還是恨,就算他已接受對方的道歉和擁抱,但當兩人在法庭上胸膛對碰、四手環抱的那一刻,阮國同說他的腦袋一片空白,獨想到死於異鄉的阮國非。面對兒子的死,阮國同一直以來也很自責,世上哪有父母願意白髮人送黑髮人。假如可以回到過去,阮國同說他絕對不會讓兒子來台工作。在那個平行時空裡,阮國非遵從父親的心願從軍,決定當一名職業軍人,妹妹阮氏草就像現在一樣開始學美髮,一家人和樂融融。每逢假日,阮國非仍舊會抱起他的吉他為家人獻上一曲,台灣仍是鄉鄰口耳相傳的金銀島,據說遍地黃金,但阮家永遠也無法一探究竟。夢醒了,阮國非的骨灰就葬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按照習俗,守喪期間只有過年或阮生日才能夠去看看他。阮國同和妻子在兒子死後就睡不好,得吞安眠藥才得以入眠。全家人的精神都受到創傷。而每次來台,阮國同總得記得在左心房別上一片稱為「扣喪」的黑色膠片,那是越南的習俗,代表他正替全家人守喪,也告知阮國非:爸爸要來幫你討公道了。阮國非死後一年,外籍勞工來台人數直逼70萬人,執政者仍舊高喊新南向政策,但結合移民署、警政署、海巡署、憲指部等國安單位,以海陸空包圍式查緝、抓拿失聯移工的「祥安專案」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阮國非死後一年,台灣依舊強調要發揮「以人為本」的新南向,但東南亞21國特定國家的國民要與國人結婚,仍必須接受近乎歧視的「境外結婚面談制度」;行政院強調要引進東南亞人才,規劃「新經濟移民法」,但來台的移工還是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甚至沒有決定住處的自由。去年10月,阮國非的父親阮國同從越南來台,在總統府前陳情,請求知道阮國非死亡的真相。聯合報資料照 記者陳熙文/攝影 分享 facebook 阮國非死後一年,台灣還有5萬1999名的失聯移工;每年仍不斷有新的外籍移工在台灣喪命。2018年9月3日,阮國同與警方和解後,與移工團體陪同越南移工阿合於警政署前舉辦記者會。今年4月,又有一名越南籍移工在台灣死亡。移工黃文團的妹妹阿合表示,哥哥黃文團來台從事捕魚工作,因常遭船主打罵、挨餓,去年逃逸才成為黑工,卻在阿里山上被警方的防爆網槍打傷頭部,負傷逃逸被尋獲時已身亡。「我的兒子被警察打死了。我的看法是,台灣有關警察的教育、訓練要有道德,要尊重人權,尊重人民的生命。經過正確的道德、技術的訓練,希望像阮國非的案子不會再在台灣發生。」阮國同私下說,台灣是這個制度不好,對移工抱有仇恨。烈陽底下,阿合哭喪的臉有些模糊,看上去與去年阮氏草站在總統府前為哥哥陳情的臉重疊成一塊。一年過了,什麼變了呢?最後,移工團體與阿合向警政署遞出陳情書。接下陳情書的警政署國際組外事科科長陳鴻堯則說:「對於非法外籍移工的問題,因為基於國家整體的政策,我們國家是一體的,如果其他的機關需要我們警察來協助,我們當然會依法來協助他們,查處這些失聯的移工。」他呼籲,「在台灣工作的外國勞工朋友務必要遵守中華民國的法令,以避免再發生任何意外,這樣對大家來說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於是,這個島嶼剝削了外來勞工的體力、報酬和權利,連他們的人身安全都無法確實保障,卻把一切過錯推到他們不守法。我問阮國同討不討厭台灣,他說他不會討厭,因為好人還是比壞人多。我不知道該不該點頭。隔天就要回到越南,也許這輩子都不會再來,阮爸爸與移工團體的成員,和幾名長期關注阮國非案的記者,一起吃頓便飯。阮國同堅持要請客,我們則各自悄悄的結了自己的帳。這人情是不能欠的。我們最後齊聚在慕哲咖啡廳做訪問。為什麼沒有告到底呢?阮國同說他累了,沒辦法繼續下去。阮國同的腎不好,還患有痛風,聽說四次來台,有兩次都得坐輪椅回去的。說到底,不是兒子的命只值這點錢,是有時候,義正嚴辭的正義只留給特定階級。訪問接近尾聲,我問阮國同為什麼都不哭呢?是太過堅強,還是欲哭無淚?他說,「我覺得要是哭了,我的孩子就不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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