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已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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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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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興經濟體仍未記取教訓。部分新興經濟體是靠國內儲蓄挹注公共及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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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經濟能夠持續溫和或高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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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些國家的經常帳逆差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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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外部環境生變，經濟便十分脆弱、甚至崩潰。從國外借入強勢貨幣的國家風險更高，因為在本國貨幣貶值時，債務負擔將激增，因此新興經濟體應致力於抑制負債，匯率亦應維持適當水準。各國政府若持續壓低匯率，將錯失結構改革及提升生產力的機會，這也是新興經濟體掉入「中等所得陷阱」的主因之一。拉高匯率的風險更嚴重，不僅貿易部門的成長與就業將受創，且通常會有經常帳逆差，並過度依賴外資挹注投資。當國外金融情勢有利時，還能得過且過；但以最近的經驗顯示，一旦情勢生變，將迫使相關國家讓貨幣貶值，造成信用吃緊，企業及銀行財務惡化，經濟成長也受重擊。 這些失衡狀態多是因為各國假定只要經濟能加速成長，資本市場就有充分誘因吸引外資，於是疏於控管資本帳所致，但事實上卻很難找到任何國家能靠這種做法達成永續成長。資本市場當然不是敵人，但外國投資人與國內決策者的利益卻常不一致。投資老手一向認為，報酬率並非由經濟成長所決定，要看金融資產的價值及其他因素。在長期間，資產價值與經濟成長動能雖必然有關，但多數投資人都是短線進出，不會配合政府達成永續成長的需要。因此若要成功控管資本帳收支，須強化經濟及金融穩定，控制風險，並使資本流動能夠與經濟成長及就業目標密切聯繫。金融海嘯後，已開發國家採取超低利率政策，使資金湧入新興資產追逐高報酬率，且許多新興市場企業也大量借人美元或歐元，但部分企業的美元收入根本不足以償還美元債務。只要美元利率仍低，偏愛短線的投資人就會繼續玩下去，但他們隨時都會撤離。因此新興經濟體須重新調整成長型態，重視經濟韌性，並積極控管負債、資本流動、資產價格、匯率及成長率。如果仍維持非永續性的成長型態，繁榮將會突然結束，並引發金融動盪。（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