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總統川普(D. Trump)宣布由鮑威爾(J. Powell)接掌主席一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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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國際媒體從其經歷、理事任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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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主張調整伏克爾法則(Volker's Rule)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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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與稍早獲任命為聯準會監理副主席的夸利斯(R. Quarles)共同推動金融鬆綁政策等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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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這項任命案是打「安全牌」。但真是如此嗎?恐怕未必!聯準會主席是一個極需要與市場建立「互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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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自1935年起的歷任主席在首屆任期與市場磨合出互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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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會再獲任命一次。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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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總體經濟學深厚功力、市場有所了解的現任主席葉倫(J. Yellen)未曾表示求去之意,卻被換上一位有華爾街背景、律師出身的非典型繼任者,金融市場自然會懷疑其有政治考量。被用有色眼鏡看待的鮑威爾,未來的作為很容易遭到「過度解讀」。同時,也讓人聯想到聯準會未來的政策重心不只是貨幣政策,還包含金融市場。問題是,近年來主要央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雖背負著資產價格嚴重背離基本面的原罪,但當代貨幣政策思潮仍認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僅需侷限在經濟的穩定性上,金融市場的問題應交給總體審慎政策處理,以免貨幣政策目標過多,導致政策難以溝通、不同目標間相互衝突等問題。也就是說,當鮑威爾的貨幣政策不只易被解讀為川普政府服務,且跨界到金融市場時,聯準會與市場間的溝通落差勢必擴大,政策有效性也會大打折扣。或許有人認為,聯準會內有許多優秀的經濟專家,鮑威爾若能有效地「管理」他們,即可勝任主席一職。但這種觀點把聯準會主席的工作看得太簡單,不知經濟活動的複雜程度遠超過世人想像。就像1980年代初期的停滯性通膨難關、2000年後的網路泡沫、911恐攻事件、金融海嘯等危機事件的關鍵時刻,聯準會不只要決定貨幣政策的方向,還要懂得拿捏輕重,更要有勇氣做出正確的決斷,或有「創意」地推出新的貨幣政策工具。換言之,聯準會主席不能只熟悉貨幣政策,更要對政策的「眉眉角角」運用自如。想想伏克爾(P. Volcker)為聯準會樹立了追求貨幣政策目標的威信;葛林斯班(A. Greenspan)奠定了利率作為主要貨幣政策操縱與和市場溝通的基礎;柏南克(B. Bernanke)不只落實他研究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更強化聯準會透明化的程度;即將卸任的葉倫,則在實踐「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上居功厥偉,就不難理解聯準會主席工作的難度有多高、引導當代中央銀行學思潮的角色有多重要。而這些對擔任聯準會理事五年,頂多「理解」貨幣政策操作的鮑威爾而言,著實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當前全球經濟雖沒有立即的危機,但各類資產價格早已偏離正軌、經濟結構也產生轉變、科技變化讓聯準會看重的通膨,有了新的形成過程等變化,未來勢必要採取「不一樣」的政策操作邏輯因應,這卻是鮑威爾不擅長的。遑論目前各界對鮑威爾的信任僅是對葉倫的移情作用,若川普總統在五名理事缺額上,任命如泰勒(J. Taylor)般有強烈貨幣政策理念者出任理事或副主席,注重共識且貨幣政策沒有主觀意見的鮑威爾所執掌下的聯準會,還會是鴿派嗎?很顯然的,當前金融市場對所謂「葉規鮑隨」的安心,有些言之過早。(作者是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梁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