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府的失望從未如此深沉過。即使對必要的新措施已有廣泛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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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移民、基建和企業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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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也毫無行動能力。歐巴馬政府在內政和外交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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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遭批評效率低落。
曾經有許多賢能之士渴望接受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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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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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重要職位數月、甚至數年懸缺未補。
對重大長期挑戰採取行動的跨黨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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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氣候變遷、更新和強化符合財政現實的福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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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新擬訂國家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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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似乎遙不可及。
這些領導失靈的情況似乎都要怪罪高階決策者，還有像選民兩極化和金權政治等結構性因素，但華府機能在一種奇特的美國政治常規下如何運作的問題，也很值得我們憂慮：第二任政府的總統和團隊很難有所作為。
看看歷史。小布希第二任嘗試改革社會安全計畫徒勞無功；他最重大的措施大減稅，和徹底改變聯邦政府在教育、處方藥福利的角色，及轉向反恐為主的國安策略，都在第一任內發生。柯林頓第二任只留下醜聞和彈劾的記憶，他的首要立法成就如平衡預算、改革福利和擴大健保，也都在第一任完成。雷根第二任的標記為伊朗軍售醜聞，和總統與實際政務漸行漸遠的印象。
尼克森第二任沒有做完，水門案讓他黯然下台。艾森豪第二任捲入的醜聞，迫使他的幕僚長辭職，更重要的是舉國陷入一種令人窒息的自矜自滿。杜魯門第二任充滿醜聞、政治僵局和低落的支持率。小羅斯福第二任遭遇改造最高法院的挫敗，和1938年經濟重陷蕭條。
當然，美國總統第一任較能有大作為，主要歸功於為了確保連任。那麼，如果總統只能做一任，也許是六年，美國政府機能會不會更好？這是值得辯論的問題，歷史紀錄支持改變。
反對改變的理由可從「跛鴨」（lame duck）這個譬喻來揣摩。接近任期結束時間的領導人，會喪失以未來的獎賞和懲罰來影響其他人的能力。如果這是問題的癥結，去除競選連任的可能性，會使總統連第一任的能力都為之淪喪。我猜想，比起使盡力氣競選連任成功後驕傲和耗竭的毒性結合，跛鴨效應恐怕要小得多。
「這一次會更好」的想法往往是問題的開端，第二任的問題也在這裡。所有連任的總統都預期第二任會更好，但從來沒發生過。過去一世紀美國在第二任總統領導下的時間占將近40%。早該改革了。
（作者Lawrence Summers為前美國財政部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編譯吳國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