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台灣天氣提早展現出盛夏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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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供應吃緊疑慮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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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多數民眾對蔡政府應允的能源安全保證大失信心。何以如此？從台灣能源發展綱領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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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包含能源安全、綠色經濟、環境永續及社會公平等方針及其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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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涵蓋國際能源權威機構建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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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希望藉由民眾參與的《能源轉型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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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策推動透明化，進而在非核家園的願景下，2025年將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比重從現行的5%提高到20%，燃氣由34%提高到50%，取代核能並降低燃煤發電占比。 但這些「符合國際標準」的能源轉型規畫，只是一份漂亮的書面報告。2018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在63個調查國家中，台灣在能源供給充足且有效率評比上排第56名、平均每人暴露在PM2.5程度排名48，都交出了不及格的成績。平心而論，能源政策涉及科技、經濟、環境、國際政策等各面向，複雜程度之高，絕非大膽喊出時程表、利用取巧文字達到感性訴求目標，抑或增加專家人數、交付全民決定等就能成事。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學門的專家能針對前述眾多面向給出具有國家高度的正確意見，加上不同能源類型的產出利弊具有「不可比性」，像是核災難事故會釀成不可逆的重大影響（如放射線），與燃煤的火力發電造成持續性的空氣汙染（如民眾每日吸進傷害肺部的髒空氣），所帶來的傷害不具可比性。倘若全盤交由專家判斷，容易因各自的出發點不同，使其風險效益評估被成見主導，陷入過度樂觀看待趨近自我信仰的能源類型，並過度質疑對立面的能源類型。以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達到20%為例，此一目標雖與台灣亟欲仿效的德國現階段發展狀態很接近，但德國深知再生能源易受天候影響，使其容量因子（實際發電量/裝置容量）僅有10%~30%，遠低於傳統能源的40%~90%。為確保供電穩定無虞，德國進行能源政策規劃時，並未割捨傳統發電方式。如今，德國傳統與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幾乎均可獨力供應該國用電無虞，兩套系統備載容量亦接近或高於國際能源總署建議標準。反觀台灣的現有規劃，只看到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備用容量率達到現有的法定目標15%，既未充分考慮再生能源不穩定的客觀現實，也沒有為可能的變數留下緩衝空間，務實地制訂更高的目標。更何況，台灣電力使用向來與經濟成長息息相關，隨著經濟持續成長，電力需求理應水漲船高。在能源使用效率不變下，假設至2025年台灣每年經濟僅成長2%，2025年的用電量也約需2，900億度，較政府公布的2025年發電量目標值2，730億度高，反映出政府現有規劃陷入過度樂觀的偏差。在能源議題的專業度、政策規劃難度均高的情況下，倡議交付公投決定也不過是把責任推給一般民眾而已。那麼，誰有資格為台灣能源發展做出取捨？當然是經由普選而出的總統才有資格下決定及承擔責任。只是能源轉型雖等同經濟轉型，專業門檻卻更高，必須考量的因素更多。手握權力的領導人要做出決定前，對專家們的能源政策建議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特別是應要求各領域專家所提出的能源建議，必須具有客觀的基礎，方能釐清每個政策選項的利弊，以利政府進行妥善的政策規劃。領導人也必須在確知自己理解政策選項後的能源專業邏輯下，據此引導並帶領公民意見與國會，凝聚能源政策的社會共識。遺憾的是，蔡總統與決策團隊深陷對既定立場過度樂觀與質疑對立面能源類型的偏差，仍沾沾自喜。如今能源評比都被打了不及格分數，怎能還不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