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Facebook）全球副總裁暨亞太區總裁來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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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沈榮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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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爭取臉書來台設立研發中心；最近蔡總統出席「世界台商會總會」活動時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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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濟指標都顯示台灣經濟正在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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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廠包括微軟、谷歌、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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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碼投資台灣、擴大在台投資計畫。一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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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投資環境似乎已經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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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國際創新大企業陸續來台投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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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和這種美好期待其實落差很大，若無更有效做法，根本吸引不了重大的外來投資。看看去（2017）年台灣吸引外來直接投資（FDI）的殘酷數據，就知道狀況有多糟。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的資料顯示，去年台灣獲得32.6億美元的外資實際流入，僅占全球份額0.23%，遠低於我國經濟生產（GDP）的全球占比0.73%。依我國經濟規模，應該吸收三到四倍的金額才算打平。 也就是說，台灣的投資環境對外資已變得毫無吸引力了。和我國周邊的競爭者相比，這個金額不僅輸給了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緬甸等國，也輸給了東北亞的韓國、日本、香港等經濟體；連在西亞只有800多萬人的以色列，都能吸引到19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是我國將近六倍之多，真是令人難堪。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台灣外資流入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時期。在1950~70年期間，韓戰爆發時美國對台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要求台灣立法保障外資，以吸引美商來台投資；台灣遂在1954年領先亞洲各國、通過「外國人投資條例」，吸引了全亞洲僅次於以色列的外資流入。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更吸引美、日、歐資大量湧入，乃至於在1966~70年期間，台灣外資流入量是新加坡的二倍。但接下來的發展策略有誤，台灣長期保護本國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而製造業對外資也有各種限制。但新加坡卻對幾乎所有產業全面開放，並提供和投資額掛鉤的租稅優惠，加上吏治清廉，外來投資很快就超越了台灣。從1970 到90年代，新加坡吸引的外資一直是台灣的五倍多，2001~2010年升高到台灣的七倍，2011~2015年更飆到台灣的30倍左右。主因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已經崛起，台灣卻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外商無法利用台灣做為進入大陸的跳板，卻可以用新加坡做為進入東南亞的樞紐，台灣遂快速地被邊緣化。2016年是台灣的政黨輪替年，台灣吸引外資的表現不錯，相較新加坡的差異倍數降到八倍。2017年全球外資流入減少了25%，台灣則大跌65%，顯示蔡政府頗能創造願景，但兩岸關係惡化使外資申請核准後的執行度低到了四成，流到新加坡的外資遂又攀高到台灣的20倍。台灣原本可以利用地理優勢，成為跨國企業掌控東北亞，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的樞紐，但因無法克服政治障礙，如今只能成為國際企業眼中的一個「中型市場」，當然再也無法吸引大量外資。蔡總統提到的微軟、谷歌、亞馬遜等創新企業，他們能夠來台投資當然是好事，但這些跨國企業在台灣基本上是設立行銷據點，平均每家在台雇員不到百人，這是因為國際化程度低、租稅優惠也難和新加坡相比。台灣的確需要更多雇用眾多高階人才的跨國企業，才能幫助台灣連結國際、帶動高薪和就業。但招商引資其實非常專業，新加坡以專人在歐美專責招攬，並為大企業量身訂做優惠辦法，必要時還由總理親自出馬去邀請企業赴星投資。我國在推動「年金改革」之後，一些公務員士氣頹喪，如今是否還有人能像新加坡官員般，即使在半夜仍回覆外國投資者的洽詢電郵、賣命招商引資，如果我們招商官員的心態都是敷衍了事，又如何能夠冀望獲得亮眼成果？，